民国三十三（1944）年秋，时任武冈县县长的田植（湘西北龙山县人）和向松华等人在高沙筹建武冈抗日自卫大队。

武冈县抗日自卫大队成立后，由

张楚材（武冈县马坪乡捞背垅人，解放初参加起义）

任大队长，

邓辅汉

为副大队长，

向明德

为军需副官。第一中队长

曾一梧

，第二中队长

曾江亭

、第三中队长

曾维藩

，其他如

彭桂林

、

邓兆瑞

（武冈湾头桥石山脚人，解放初为匪）等十二人为各中队的分队长。

抗日自卫大队共配备重机枪两挺、步枪三百支，有官兵三百人，均是张楚材的老部下。编制就绪后，部队驻

高沙太平桥

前“寿观园”训练，后开到武冈县城及龙田乡小学训练。抗日自卫大队的全体官兵愤恨日寇，发誓拼命保家卫国。

民国三十四（1945）年夏，日军在雪峰山地区被我英勇国军节节阻击、层层围歼之下，溃不成军。

不久，日军溃兵一部约千余人窜来

三眼桥

等处，威胁县城。第一中队曾一梧率队护送田县长等和县有财物一百多担至

绥宁砲峒

。

五月二十三日傍晚，我分队长邓兆瑞在

分水坳

附近与日军残兵数十人突然遭遇。

中日两军在山顶撞到一起，训练有素的日军排头兵突然甩来一枚手雷。说时迟那时快，邓兆瑞眼疾手快地拾起地上正在滋滋冒烟的手雷朝日军投掷回去，当场就有几个不对活（反应慢）的日军被炸翻在地，立刻就魂归东瀛。

邓部官兵见分队长如此神勇，一时士气大增，斗志昂扬。其余官兵的机枪和步枪、手榴弹也一起向日军身上招呼过去……

此次遭遇战，

我自卫队共打死日军十余人，更有战士挥大刀砍死四人，活捉四人(后送安江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总部)，并缴获日本纯种东洋战马一匹，其余侥幸逃出生天的日军无不抱头鼠窜。

邓兆瑞所部来不及穷追，抓紧时间转移武冈县政府的财物。

当时，武冈的大东乡、小东乡无国军驻防，民众惶恐，人人自危。

武冈县府令张楚材兼东七区指挥官，立即率第二、三两中队驰赴

荆竹铺回马山

一带驻防。自卫队将资江右岸上下所有船只集中到右岸进行统一管理，以免资敌，当地民众也纷纷逃向右岸山中“

走日本

”。

不久，武冈抗日自卫大队移驻到

圭子岭

下的杨氏宗祠。不日，张楚材大队长率队至邓家铺和邵阳县金秤市一带与吕音奇乡长等商议加强组织自卫力量，维护战时地方秩序，以防日寇残兵骚扰和土匪趁火打劫。

自卫队三日后返回原防区，日军袭夺荆竹铺三元桥时溃逃两千多人，沿途奸淫、烧杀、掳掠，凄惨至极。

民众紊乱，张大队长的老母等人也逃藏岭上，他的妻儿却下落不明。

国破家亡让人愤恨欲死，张大队长星夜率队到了教信乡（今洞口县杨林镇）境内，在这里碰到了抗日名将

萧重光

（今洞口县杨林镇破刀寨萧家人）麾下的国军第73军193师。

国军嫌自卫队力量太薄弱，不准他们继续前进，要其赶快退后，负责打扫战场，同时承担维护和恢复地方秩序的任务。

当时，武冈马坪花桥的国军团长苏治纲仅有一百多支烂枪，部队东游西荡，也不敢扰乱地方。

自卫队回到杨氏宗祠原驻地，恰好到6月8日早晨，彭家冲有人(文行乡境)急忙来报，

有穿长皮靴携长刀的日军一人在山上。

张大队长闻讯立即率队奔去，发现该敌系高级指挥官(凭佩带标志判断)后，当即向部下大喊：“不准开枪，抓活的！抓活的！”

该敌见状，紧握战刀向张砍去，张大队长急向后退并捡石头(张未带手枪)猛击日军未中。

自卫队战士

刘继烈

、

杨嘉禄

两班长急舞大刀与敌搏斗，无奈日军刀法精湛，刘、杨二人手臂均重伤流血。

眼见二人危在旦夕，副大队长

邓辅汉

开枪击中日军，该敌两腿倒地后被众人抓住押解到杨氏宗祠。

经审讯，

该名日军系日本大阪人，名叫滕田三郎，任独立步兵一一五大队长(

该敌随身日记证明，其是大学生，能说中国话。奇怪的是115大队长小笠原七郎不是战死在绥宁砲峒？

)。

同时，自卫队还缴获无线电发报机和照相机各一部，另有东洋指挥刀一把，金字灵符几幅（武士道精神还是怕死啊）等。

该敌羁押在杨氏宗祠内三日，来看热闹的乡亲络绎不绝，观看者不下两千余人。

该

日军一直正襟危坐，两手撑腰，目光阴狠如炬，不呻吟，一副满不在乎之神态。此后，该日俘被送往驻黔阳安江的王耀武总部，该名日军不久后伤发而死。

几天后，自卫队副官何明德与战士李忠云等在寨脚下，又活捉一日兵。这家伙运气不好，当场就被仇恨爆棚的群众活活打死。

不久，武冈抗日自卫大队又配合国军扫清高沙洪茂风神寨和荆竹铺回马山战场，安抚人民。